袁世凯的身世。吴长庆与袁家的世谊
清朝统治中国之初，即将其全部军队——满洲八旗、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分驻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，以防止中国多数民族汉人造反。这区区几十万军队，对地大人多的中国说来，不啻沧海之一粟，于是清朝统治者又增设了以绿旗为标志的绿营兵。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时，这些安坐而食未经战阵的旗兵、绿营兵，几乎一触即溃，清政府才又急如星火地在各地招募兵勇，用以扑灭起义军，其中号称精锐之师为湘军、淮军、毅军等。等到革命风暴被镇压下去了，全国秩序恢复了，这些军队也都蹈了旗兵、绿营的覆辙，不训练，无纪律，吃空额，抽鸦片，扰民有余，守土不足，甲午战争时全线瓦解，原形毕露。清政府这才觉得再不训练出几支新式军队，将无法维持其统治地位。乃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成立了“督办军务处”，以恭亲王奕䜣为督办，庆亲王奕劻为帮办，翁同龢、李鸿藻、荣禄、长麟会同商办，开始了淘汰旧军、编练新军的工作。
清政府的建军工作，为三十五岁的袁世凯开辟了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。
袁世凯
袁世凯，字慰亭，于1859年诞生于河南项城县，一个权势显赫的官僚地主家族之中。他的叔祖父袁甲三，早年投身安徽的团练事务，凭借镇压捻军的功绩崭露头角，最终官至漕运总督。袁甲三的子侄，如袁保恒、袁保庆、袁保龄等，亦因“从军有功”而纷纷攀附权贵，各自攀上高位。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身为“长房长子”，虽未投身军旅以博取功名，却亦在项城组织团练抵御捻军侵扰，平日里鱼肉乡民，威风凛凛，堪称地方一霸。
袁世凯位列第四，因其叔父袁保庆膝下无子，遂将袁世凯收为嗣子。自八岁起，他便随叔父游历济南、扬州、南京等地。袁世凯自幼备受宠爱，加之嗣父母的过分溺爱，导致他缺乏发愤读书的动力。一八七三年，袁保庆在江南盐巡道任上不幸病逝。次年，袁世凯前往北京，于堂叔袁保恒家中继续学业。一八七六年，袁世凯返回家乡参加乡试，落榜后重返北京，一边读书，一边协助袁保恒处理公务。当年冬季，袁保恒受命前往开封协助处理河南赈务，并携袁世凯同行。一八七八年，袁保恒不幸染病身亡，袁世凯遂返回故乡。鉴于项城土地贫瘠，百姓生活困苦，他选择在较为繁华的陈州定居。在陈州，袁世凯整日沉溺于酒色，与一众酒肉朋友为伍，并自掏腰包创办了两个文人社团，以附庸风雅。
一日，袁世凯于仰山堂别墅潜心研读之际，淮宁县署授馆的寒士徐世昌慕名前来游览。二人一见如故，情投意合，不久便结为金兰之交。徐世昌，字菊人，乃直隶东海（今天津）之人士。他心驰神往，渴望进京应试，袁世凯慷慨解囊，资助其路费，助他一臂之力，终成其志。
在一八七九年，袁氏再次参与了乡试，却依旧未能脱颖而出，名次落在了孙山之后。心灰意冷之际，他立志效仿古贤，转而投身军旅以求功名，遂决意焚烧自己过往所创作的全部诗文，毅然选择了“投笔从戎”的道路。
1881年五月，袁世凯率一群初入江湖的青年，抵达山东登州，寻求父辈好友吴长庆的庇护。吴长庆与袁家渊源深厚。其父吴廷香，字奉璋，乃安徽庐江县享有盛誉的绅士，被誉为“国士”。1853年，太平军初次进攻庐江时，吴廷香便组织乡勇顽强抵抗。次年，太平军再次围攻庐江，吴廷香派遣长子吴长庆前往袁甲三处寻求支援。袁甲三征求子侄们的意见，袁保恒反对援助庐江，而袁保庆则力主迅速派兵救援。然而，因延误时机，庐江最终失守，吴廷香亦英勇牺牲。袁甲三深感愧疚，遂邀请吴长庆留于军中研读。吴长庆不愿寄人篱下，遂返回故乡继承云骑尉的世职，整顿父亲遗留的旧部，继续与太平军抗争。淮军初创之际，吴长庆率领五百人组建了庆字营，自此跟随李鸿章四处征战，官职一路攀升。待袁世凯前来投靠时，吴长庆已升至提督之位，负责山东军务会办，并掌管山东海防事务。
自其父不幸离世，吴长庆便与袁保恒断绝了往昔的交情，转而与袁保庆结为金兰之交。当袁保庆在南京病故之际，吴长庆不忘旧情，特地远道而来，为其料理丧事。此刻，他见到袁保庆之子袁世凯远道而来，便遣散了袁的随行人员，让袁世凯留在军中，跟随幕僚张謇研读诗书，以此作为对袁保庆昔日关照的回报。
张謇，字季直，江苏省南通市人士。公元一八七六年，他加入吴长庆的幕府，负责处理公文事务。凭借其处理事务的干练能力，吴长庆对他深信不疑，视若左右手，甚至让自己的儿子吴保初跟随张謇学习。
袁世凯绝非适宜于研读学问之才，张謇曾指导他练习作文，然而他所撰写的文章却显得杂乱无章，缺乏条理。然而，在处理事务时，他却能条分缕析，井井有条。加之他擅长迎合他人，拍马屁，竟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誉。不久，吴长庆委派他担任“帮办营务处”一职。袁世凯投奔庆军之际，心中怀揣着勃勃野心：并非仅仅为了读书，亦非满足于仅仅担任一个营务处帮办。他渴望等待时机，以一展其抱负，而这样的机会终于如期而至。
一八八二年八月，朝鲜遭遇了“壬午政变”的冲击。鉴于朝鲜与我国之间存有“宗藩关系”，清政府本着应朝鲜政府之邀，派遣吴长庆率军赴朝鲜镇压叛乱。吴长庆委以重任，命张謇负责“前敌军事”的筹划。然而，张謇以事务繁重，难以兼顾为由，推荐袁世凯主持“前敌营务处”的工作。吴长庆对此表示赞同。
袁世凯在朝鲜度过了长达十二年的岁月。在这段时期，他不仅参与平定了“壬午政变”，还协助朝鲜政府训练新军，力挺保守派势力，并亲自率军镇压了亲日的“开化党”。在这些事件中，袁世凯巧妙运用权谋，打压他人，提升自己，因而名声鹊起，被誉为“勇敢”、“果断”、“知兵”、“足智多谋”等，赢得了淮军领袖李鸿章的青睐。尽管他因贪污军饷、贩卖鸦片等丑闻而声名狼藉，尤其在一八八四年镇压“开化党”时，独断专行，擅自出兵，遭到弹劾，被清政府查办，但由于有李鸿章的庇护，他不仅未遭罢黜，反而在官场上步步高升；十二年间，从一名“庆字营”的低级官员，先后晋升为“补用同知”、“尽先即补知府”、“简放海关道”、“浙江温处道”等要职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实际权力也在不断膨胀，从“庆字营营务处帮办”升至“总理亲、庆等营营务处”、“会办朝鲜防务”、“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等高位。
袁世凯背叛吴长庆，地位攀升。
袁世凯抵达朝鲜后，逐渐不再将曾一手栽培他的恩人吴长庆视为重要，甚至视其为阻碍他崭露头角、平步青云的绊脚石。借助在北京担任内阁中书时叔父袁保龄的人脉，袁世凯与李鸿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。李袁两家族渊源深厚，袁甲三曾与李共同在安徽负责团练事务，袁保恒曾在李麾下领兵，而袁保龄则是李的直接下属。李鸿章视袁世凯为“后起之秀”，期望能在朝鲜培养他成为一位忠诚的代理人。
此后袁世凯经常越级言事，乘机向李鸿章表现自己，贬低吴长庆，吴却被蒙在鼓里。
一八八四年，法国侵略军又在越南挑衅，中法战争爆发。为了防止法国侵略者派舰队侵略中国沿海一带，李鸿章调吴长庆率所部庆军三个营回国，驻防金州，以加强东北海防，另三营留在朝鲜，并派吴长庆部将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，而以袁为会办。
庆军是吴长庆所建立的一支军队，其中大多数官佐随吴转战三十年，有些人已取得记名提督或总兵之类的军衔。吴启程回国时，颇有依依惜别之情。但他认为：“袁世凯跟我有三代交情，又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不会改变常规，做对不起我的事情。”哪知吴长庆刚走，袁即安置私人，排斥异己，搞得该军面目全非。他还向人表示：“区区三营人算得什么！就是把庆军六营人全部交给我，我还愧对先人呢。”
吴长庆因兵权削去一半而郁郁不乐，加以旧属纷纷来信投诉袁世凯以怨报德的许多情况，更如火上加油，不久就在金州病死了。
袁世凯诳报战功受到李鸿章的重视
一八八四年岁尾八五年年头之际，朝鲜“开化党”首领金玉均等摆下了鸿门宴，拟将妃党一网打尽。禁卫军大将闵泳翊（闵妃之侄）带伤冲出，逃往税务司穆麟德的家中。袁世凯闻讯来援，见一健者持枪把门，威风凛凛，阻其入内。后来查明此人系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唐绍仪（十五岁留学美国），回国后派来朝鲜充当穆麟德的属员。袁盛赞此人忠于职守，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韩剧《明成皇后》剧照
政变发生后，日本少数驻朝军队乘机侵占王宫，国王李熙出走。清朝军队迅速打退了这支日军，护送李熙回宫。事后袁世凯诳报军情夸大自己的战功，从此他进一步受到李鸿章的重视了。
袁本来是个官气十足的人物，自代朝鲜政府“平乱”以来，他就更加讲排场：“乘舆张盖，呵殿出入，制五色马旗，建兵船，竖黄龙大旗”。在他的札封上自称“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、总理营务处”。这是个不伦不类的官衔，似乎是以清朝的北洋大臣兼办朝鲜防务。在会见朝鲜国王或与朝鲜政府打交道的时候，他妄自尊大，根本不把顶头上司吴兆有放在眼里。
袁的狂妄自大也表现在对张謇的态度上。随着自己地位的升高，他对张謇的称谓就由“老师”改称“季直先生”，随后又改称“季翁”“季兄”，由师生关系降为平辈之交。张謇写信质问他说：“謇今昔犹是一人耳，而‘老师’、‘某翁’、‘某兄’之称，愈变愈奇，不解何故！”他越想越气，后来干脆列举大量事实，责其忘恩负义，狂妄自大，虚伪奸诈，无耻不文。袁也恼羞成怒，两人从此断绝了往来。
袁世凯在朝鲜时期，又经常卖弄权术，投机取巧。他与朝鲜保守派首领尹泰绶等结拜为把兄弟以广声援。利用朝鲜王妃（闵妃）与大院君（国王李熙的生身父）互相争权，暗中加以操纵。由于国王在公文中左一个“袁会办”，右一个“袁会办”，他持以向李鸿章汇报，以卖弄其在朝鲜颇有威信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在对朝鲜政府的回文中横一个“禀北洋”，竖一个“禀北洋”，借李鸿章的虚声，以见重于朝鲜。一八八五年，袁世凯以回国述职为由，先后到天津、北京拉拢当朝权贵。从此辇毂之下，无人不知李中堂手下有这么一位“后起之秀”了。
中日战争爆发，清政府被迫签定《马关条约》
可是，当袁世凯昂首天外之际，正是日本侵略者埋头苦干之时：它勤修战备，广结外援，磨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一八八五年，中日两军又在汉城互相戒备，战机一触即发。清政府力求避免战争，特派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，与日本政府特使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议，讨论两国军队同时在朝鲜撤退的问题。会议决定，两国撤兵后，朝鲜局势如再有波动，两国出兵来朝，事前必须互告。
天津会议后，清政府撤销了“办理朝鲜军务处”，并将留驻朝鲜的庆军三营扫数撤退回国。李鸿章保升袁世凯为三品道员，改任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。袁就新职后，调唐绍仪为自己的西文文案，并派他兼任龙山商务委员。
但是，朝鲜问题并未从此解决。就在这一年，英国侵略者借口防俄侵占了朝鲜的巨文岛，朝鲜政府在帝俄的压力下，同意了帝俄舰队代办朝鲜沿海防务，日本侵略者又在虎视眈眈，准备趁火打劫，朝鲜问题又恶化了。
一八九四年，朝鲜“东学党”又在全罗道起义，朝鲜政府又一次向清政府乞援。这一事件使清政府势处两难：如果出兵援朝，日本不会置之不理，岂不又将造成中日两军在汉城对峙的严重局势；如果拒绝援朝，岂不大失“天朝大国”的体面？当时袁世凯一再怂恿李鸿章迅速出兵，日本也透出口风，表示中国尽可放心出兵，日本决无他意。于是李鸿章调直隶提督叶志超为主帅，率领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二千人开往汉城，同时将中国出兵朝鲜一事通告日本。
哪里晓得，当清军开抵汉城之日，日本立即出兵源源开入朝鲜。随后日军开抵汉城者陆续增至一万二千余人，另有大批海军舰队整装待发。李鸿章闻讯，才知道中了日本人的“诱敌深入”之计，但已势成骑虎，眼巴巴指望帝俄出面来调停，此外别无长策。
这时候，袁世凯看见势头不对，一面将商务委员的职权交给唐绍仪代办，一面向李鸿章要求回国养病。他在中日战事发动的前夕，回到天津跟李鸿章打了个照面，便又马不停蹄地去北京打听政治行情。他明知中日战争必不可免，中国必将失败，李老中堂年过七旬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。此时西太后调西安将军荣禄来京参预“督办军务处”——这是清政府新设立的一个中央军事机构，完全由皇族掌握，表面由恭亲王奕䜣、庆亲王奕劻为督会办大臣，而实权则操于荣禄之手。袁世凯立即使出全身解数，向荣禄大献殷勤，而荣禄也正需要有这么一个军事人才，因此一拍即合。
袁到北京后，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事和外交的情况及与李鸿章的往返电报，恭楷缮成若干小册子，分送朝中亲贵。他在小册子上影射李鸿章因循失策，好大喜功，对日外交软弱无力，并乘机开脱自己的责任。他拼命巴结“督办军务处”大臣李鸿藻、翁同龢、荣禄等，经常写信给李鸿藻报告军情，议论战局。李鸿藻认为他“熟悉军情”，“娴熟兵略”，“如令特练一军，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”。袁又向荣禄递了门生帖子，将别人编译的兵书，用自己名字刊行，恭请荣禄指教。袁还向帝师翁同龢、督办关外军事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等，奉承拍马，出谋献策，也赢得了他们的好感。
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，日本侵略军突然进攻朝鲜王宫，劫走国王李熙，并扶植大院君李是应组织傀儡政权。同时不宣而战进攻已退往牙山的清军，于是甲午战争开始了。
中日开战不久，李鸿章训练多年的淮军及新建北洋海军，先后被日军击溃，日军又在东北及山东沿海地区登陆，连陷旅顺、大连、威海卫、刘公岛、营口。清政府被迫派张荫桓、邵友濂赴日求和，日政府拒不接待，指名要李鸿章亲自出马才肯接受谈判。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，清政府改派李鸿章到马关，与日本政府所派全权代表伊藤博文讲和。
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，李鸿章、伊藤博文分别代表中、日两国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。在这个条约上，清政府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，割让了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、澎湖和辽东半岛，加辟了重庆、沙市、苏州、杭州四个通商口岸，同意了日本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，日本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通航，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二万万两银子，等等。《马关条约》是中国同帝国主义签订的又一个亡国条约。
《马关条约》签定后，李鸿章成了千夫所指、万人唾骂的卖国贼，言官上奏弹劾，清流写文抨击。袁世凯是个善于趋吉避凶的老手，少不得也打了几下冷拳，为自己增添身价。他在北京会见了十年不通音讯的张謇。张謇自吴长庆逝世后，抛弃了从军生活，重入科举之场，一八九四年四月中了状元，成了名满全国的才子。袁世凯生就了一双势利眼，就主动去拜访他，借以释嫌修好，而张謇正在聚精会神写弹劾李鸿章的文章，也需要有人提供材料，于是他们两人又言归于好了。